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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掖贤出生在1929年湖北宜昌地方，那时候母亲赵一曼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宁儿。赵一曼把孩子交给兄长陈岳云照管，自己去了东北参加抗日活动。陈掖贤从小跟着姑姑陈琮英过日子，任弼时夫妇也住在那儿。他跟堂兄任贵琪一起长大，姑姑工作忙碌，他就待在家里。1936年赵一曼在珠河县牺牲，陈掖贤七岁那年还没听说这事。六年以后父亲陈达邦告诉他母亲没了，尸骨也没留下。1942年陈掖贤在上海见到父亲陈达邦，两人没多相处，陈达邦忙着革命工作，陈掖贤就回姑姑那儿去了。陈达邦后来去了法国，再婚有了家庭，陈掖贤跟父亲联系不多。
陈掖贤上学读书，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。1956年他去北京东北烈士纪念馆，看到了赵一曼的遗书，那封信写给他的。他在那儿确认了自己是赵一曼儿子，用钢针在左臂上刺了赵一曼名字。1957年他跟学生张友莲结了婚，两人有了个女儿。1958年陈掖贤大学毕业，分到北京工业学校当政治老师。他教书那会儿，学校让他跟别人一起住宿舍，因为卫生问题常被检查。1959年他跟张友莲离婚，女儿送到姨妈李坤杰那儿养着。张友莲离婚后得了精神病，需要住院，陈掖贤有时去医院看她。1960年春天陈掖贤收到湖北宜昌老家来信，说当地有饥荒情况。他那时候在北京，生活过得紧巴巴，工资不高，还得应付物价。
展开剩余72%父亲陈达邦带他去政协食堂吃饭，那儿菜品多，有肉有菜，陈达邦让他多吃点。他吃完回家，脑子里老想着外头人日子难过。他参加了烈士子女的聚会，会上大家聊天笑闹，他突然发火，说大家不关心百姓苦楚，就走了。他回去写了封信给毛主席，用忆秦娥词牌填了词，批评大跃进时期公私不分的问题。信寄出去，八月份到了毛主席那儿。毛主席看信，先是生气，问秘书写信人是谁。秘书说这是赵一曼儿子，毛主席想了想，说算了，不追究了。陈掖贤没被追究，继续在北京工业学校教书。1960年三月他下放到朝阳区楼梓庄公社劳动，白天干农活，晚上开会，饭食简单，就窝头没菜。
1961年学校党委让他住院治抑郁，他住了几个月，出院后跟张友莲复婚，又生了个女儿。张友莲病情时好时坏，陈掖贤送她去医院。两个女儿主要由岳母养着。1966年陈达邦去世，陈掖贤去墓地送葬。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解散，他分到第六机床厂当工人，每天操作机器，装配零件。下班回宿舍，生活单调。妻子张友莲住院多，花销大，他工资不够用，得省着过。1974年夏天同事发现他躺宿舍四天没起来，因为饿得不行，别人喂他吃东西。他后来病退，住在宿舍。1981年机电研究院建家属楼，他分到一层单元房。1982年八月他没去上班，同事进屋发现他自缢没了，年五十三岁。屋里留着赵一曼照片和纸张。
赵一曼在1936年牺牲前写了封遗书给陈掖贤，说母亲没尽到教育责任，希望他长大别忘母亲是为国牺牲的。陈掖贤小时候不知道这事，寄住在姑姑家，觉得是寄人篱下。姑姑陈琮英和任弼时夫妇对他好，但他总有点疏离。1931年陈岳云把他送到陈琮英那儿，他就跟任贵琪玩，帮家里干点小活。1949年后他上大学，学外交，但毕业没干那行，因为个人卫生问题转去教书。他在学校教政治课，学生喜欢他的课，但他不爱打理自己，宿舍常乱。1956年知道母亲身份后，他去纪念馆看了遗书，情绪大变，从低落到有点荣耀，但也更内向。
1957年整风运动，他跟同事化名写了谈杂谈的文章，批评些事。那时候他跟张友莲结婚，但1959年离了，原因是生活习惯不合。张友莲去化工厂实习，工资低。离婚后她精神出问题，陈掖贤后来复婚照顾她。1960年饥荒消息从老家传来，他气不过，加上去政协食堂吃的那顿饭，让他觉得不公。聚会上他看不惯别人无视百姓难处，就写了那封信。信里没脏话，但词尖刻，直指问题。毛主席批了不追究，陈掖贤继续工作。下放劳动时，他干农活，吃苦头，但没抱怨。1961年住院，医生建议治疗，他住了段日子，出院教书。
复婚后家庭负担重，两个女儿岳母帮带，他偶尔去探望。父亲陈达邦死后，他整理遗物，日子更孤单。学校解散去机床厂，他从老师变工人，适应新活。车间噪音大，他戴耳罩干活。1974年那次饿倒，同事救他，之后病退在家。1981年分房，他搬进新屋，过得安静。1982年自缢，留下的东西不多，就赵一曼照片和信件。陈掖贤一生没大起伏，从小没父母在身边，长大知道身份，写了信，没被罚，后来工作变动，家庭问题多，最终这样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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